丈夫六次遭拒,妻子问是否还能再见,他选择了不必
北京入冬后的第一个大风天,我把热好的饭菜端到餐桌上,但妻子沈青却把卧室门从里面上了锁。她这已经是第六次拒绝我了。没有一句“我累了”,也不是一般的争吵。当我在门外轻敲三下后,她在屋里沉默了很久,最终只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远,你别进来。”我端着那碗萝卜牛腩,感到手指被碗的热度烫得发麻。厨房的抽油烟机仍在呼噜噜地运转,客厅的窗户缝隙中吹进来的风,把桌上的纸巾都吹得飞舞。我提醒道:“饭好了。”可里面没有回应。我又试着说:“你下午不是说想吃这个吗?我为了买牛腩排了半小时的队。”沈青从门后回答:“我不饿。”她的声音轻得像怕我听见,又带着故意让我听到的味道。我低头看向碗里的汤,热气腾腾升起,熏得我的眼睛有些酸痛。
从十月底开始,直到现在的两个月里,她一共拒绝了我六次。第一次是我加班回家,本想抱抱她,却被她推开,理由是我身上有油烟的味道。第二次是在她生日那晚,我买了个小蛋糕,准备亲吻她,结果她转头躲开了,说她牙疼。第三次是她单位聚餐回家后,我见她喝得有点多,想扶她进卧室,她却甩开我,表示自己能走。第四次是在上周末,我想和她好好聊聊,她却戴上耳机,说要听课。第五次是在前天夜里,我在被窝里轻碰到她的手,她像受了惊一般迅速缩回去,从此背对着我,直到天亮。而现在,这是第六次。
我曾考虑过她外面是否有其他人,也疑虑过她是否厌倦了我。但每当这些想法涌上心头,我又会把它们压制下去。我们在北京奋斗了整整十二年,从通州的地下室搬到五环边的一套小两居,房贷还要偿还十九年。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吃过泡面,挤过早高峰,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一起搓手取暖。我总认为,既然能熬过来,再坏的日子也未必会变得更糟。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不是因为大事而分开,而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关闭的门。
我把碗放回桌上,汤洒出一些,落在桌布上,像一块深色的伤疤。“沈青,”我说,“如果你不想继续下去,就明说。”卧室里依旧安静无声。我站在那里几秒后,突然笑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那个笑声有些陌生。“离吧。”说完,房间里终于传来了动静,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响声。门缝中,沈青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她身上穿着米色毛衣,袖口被她捏得皱巴巴的。她曾是个爱干净的人,衣服上有个褶皱都会要求烫平,如今却似乎根本不在意。
“你说什么?”她问道。我望着她:“我说,离吧。”她愣住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能发出声音。我原本以为自己会愤怒地吼叫,摔碗,把这些日子积累的委屈全都抖出来。但当真正到了这一刻,我反而感到格外平静。“明天上午十点,朝阳区民政局。”我告诉她,“证件我来准备,你只需带上身份证和户口本。”她握住门把手,指关节一点点变白。“周远,你真的要这样?”“这不是我想要的,而是你已经把日子过成了这样。”我说。她的眼圈红了,看得出她快要哭出来。以前她哭时,我总会手忙脚乱,若明明是她的错,我也会先低头,给她倒水递纸,直到她不哭为止。但那晚,我依然站在餐桌旁,没有挪动。沈青望着我,似乎期待我改变主意,但我没有。她悄悄地关上门,却没有再上锁。这一夜,北京的风狂猛得让人心惊,阳台上的晾衣杆被风吹得直响。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里压抑的哭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曾戒烟四年,烟灰缸早已扔掉,我只得用一次性纸杯接烟灰。
在抽到第三根烟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初遇的那年,她在公司楼下等我,手里提着两份煎饼,冻得鼻尖通红。那时我刚来到北京,收入不高,租住在管庄的隔断间。她是隔壁培训机构的行政人员,笑得阳光爽朗,讲着带着一点天津口音的话。我们第一次共进晚餐,她点了一碗十八块的牛肉面,却把牛肉都推给了我。我问她:“你不吃肉吗?”她回答:“我在减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口袋里只剩二十三块,还得撑过三天。于是我问她,为什么还愿意和我出去吃饭。她笑着靠在地铁车厢门边,回答:“因为你看起来比我更穷,我怕你请不起。”那时的笑容格外美好,如今却因一扇门而隔绝,她连看我一眼都觉得疲惫。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洗漱完从卫生间出来,沈青已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两杯豆浆和四个包子,是楼下早餐店买来的。豆浆的袋口扎得紧紧的,热气把袋子撑得鼓鼓的。她见我出来,低声说:“吃点吧。”我没有坐下。“民政局十点上班,”我提醒她,“早点走,免得排队。”她手里的筷子悄然停下,包子皮破了,汤汁流了出来。“你连早饭都不想跟我一起吃了吗?”她问。我看着那盘包子,心里一阵阵复杂。之前我一定会坐下,用意将愤怒抛在脑后,吃上几个包子。但这次,我从椅背上拿起外套,淡淡地说:“没胃口。”她抬头,眼睛肿胀,眼底血丝密布。“周远,我们能否先谈一谈?”“我昨晚给过你机会。”我说。她近乎哀求道:“我昨天情绪不稳定。”我冷冷回应:“这两个月你哪天的情绪稳定过?”她无话可说,只能沉默。小屋里安静得唯一的声音是豆浆袋子间歇性地瘪下去发出的微弱塑声。过了片刻,她说:“我不是不想和你继续生活。”我追问:“那你想如何过?”她咬着嘴唇,沉默不语。我等了十秒,最后说:“走吧。”在去民政局的地铁路上,我们静静坐着。